比贫困更可怕的是社会排斥

　　我在主持由中国发展基金会赞助的一个关于社会公平研究的课题时,曾经带着学生走访过一位来自中部某省农村的60岁左右的女乞丐。她活动在北京海淀与石景山两区交界处。除了乞讨，在有时候还会顺手做些小偷小摸之类的违法事。

　　在获得她的信任后，她与我们谈起了她这辈子两次从事乞讨的奇特感受。第一次乞讨是在1973年，家乡发大水，国家救济粮不够一家老小吃，于是，她在她所在的生产大队开了一封介绍信，带上三岁的儿子外出要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每到傍晚，只要她拿出介绍信，人们就会让娘俩住在生产队或大队的队部中，最好的一次，曾住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她说他们村一位到城里要饭的邻居，竟然拿着介绍信被一个街道工厂收留，熬过灾荒后又被送回家。她说那时最大的感受是：要饭并没有使她感到难受，原因就是她持有生产大队的介绍信，使她始终觉得她仍然是一个有单位的人，这个国家还在“管着我”。也因此，她要饭时也十分自觉，绝不干任何对不起单位对不起国家的事，灾荒刚一过就赶紧回家。但这次到城里乞讨的感受完全不同。她乞讨的原因是土地被征用，但补偿款肯定不够养老，于是进城。但这次乞讨她觉得受够了冷眼，尤其是当被城管或警察驱逐时，她觉是十分无助与恐惧，她觉得她是一个被社会完全抛弃因而完全没有尊严的一个人。“既然社会不把我当人，我也就破罐子破摔了，能偷就偷点，只要不犯大法。”她有些恨恨地对我们说。

　　这位乞丐的感受也许没有普遍性，从她的经历中当然也不能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不过，她的话还是使我想起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

　　社会排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他认为，贫困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缺少生活必需品，更可怕的是因此导致的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比如，在英国，社会风气已使甚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觉得如果不穿皮鞋就无法在公共场所露面，于是，没有皮鞋的人就实际上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勒内·勒努瓦据此提出“社会排斥”的概念，这一思想在近年来经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研究经济学与伦理关系而著称的阿玛蒂亚·森的发展，已趋完整。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学应该关注作为人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社会归宿感的需要。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只要有社会的支撑，即使很贫困，他也会接受社会的约束。但如果他被社会所排斥，贫困的处境则完全可能使他回归文明之前的动物本能而漠视社会的规则。因此，阿玛蒂亚·森提出，度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仅仅应该观察其分配不平等或贫困问题，更应该看弱者与贫困人口是否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森认为，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只要不存在社会排斥，这个国家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其人民可以认为是不贫困的；相反，即使是一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如果存在较为普遍的社会排斥，这个国家不仅不公平而且肯定同时存在大规模的贫困现象。因为贫困本身是一种“社会病”，而非收入低。

　　用阿玛蒂亚·森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我们应该能理解那位女乞丐的特殊感受。1973年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化社会。政治化社会尽管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经济增长，但却因其将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并且归于某一个行政性单位，一方面提高了人民互助与互济能力（如农村的五保户），更重要的是使得人民始终有归属感，从而避免了贫困人口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边缘化局面。这增加了人们的平等与公平的感觉。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分化与人口的空前流动性一方面提高了经济增长中的活力，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出现了一批相当数量的类似女乞丐这样的被社会所边缘化了的人群。在失去了社会的关爱与尊重之后，他们自身也因此而自暴自弃，并最终可能成为这个社会中一种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使低收入者生活有着落，而且应该尽快帮助已被社会所边缘化了的群体重新回归到社会中去，使他们恢复做人的基本的体面与尊严。

　　卢周来 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家

　　北京青年报　2006-08-17